摄影，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

    陈辉/整理

我们生活在一个“读图时代”。图片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距离更接近，却也更遥远。 

　　太多的记录者用自己的方式“看”到了这个时代，并试图“告诉”我们，什么才是真相。因为太真实、太直接，摄影遮蔽了它的欺骗性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：当我们欢乐、愤怒、忧伤乃至苦闷时，追根溯源，找到的却往往是彻底的荒唐。 

　　《影响：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》是一本访谈评论集，是一个摄影人与一群摄影人之间的对话。他们在交流对时代的看法，对摄影本身的看法，对人的看法，乃至对生命本质的看法。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是一本从摄影的角度来反思时代精神的书，恰如马丁松的那句诗：露珠虽小，却反映着整个世界。 

为此，《北京晨报》特专访了本书作者、摄影评论家、《南方周末》图片总监李楠。

李楠　　《南方周末》图片总监，摄影评论家，资深图片编辑。

  摄影选择了我

　　1999年，我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，就到《南方日报》任图片编辑。但最初，不是我选择了摄影，而是摄影选择了我。 

　　那时，《南方日报》正在进行新闻摄影的创新改革，他们的视觉理念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，摄影部提出要一个专职的图片编辑，就挑上了我。而我，那时可真的不太清楚“图片编辑”是做什么的，学校里没学过，当时全国报社里也几乎没有专职的图片编辑。我自己也压根儿没想过会从事摄影这一行。 

　　但《南方日报》是我向往的报纸，所以，就想着，先干着再说吧。

　　年轻人需要好环境

　　我报到不久，就赶上了“澳门回归”系列摄影报道的大策划，领导特别对我说：“你要发挥重要作用。”这种信任，以及能参与重大报道的荣誉感，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，鼓舞太大了！

　　而且，摄影部年轻人很多，从领导到同事，大家对于专业都有很高的追求，特别看重摄影报道的创新和深度。就这样，完全是他们让我爱上了摄影，爱上了图片编辑。后来，我们的“澳门回归”做了20个摄影专题，在全国还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！摄影部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这样的大策划，干起来真是特别带劲儿！

　　摄影送给我们的礼物

　　从事摄影这个职业，对认识世界最大的影响应该是：我学会了“观看”。 

　　观看不仅是人的自发的生理行为，更是一种与人的内心、精神密切相关的心理行为和社会行为。我经常会在别人不太注意的场景里发现特别有意味的画面。再往前一步说，对于已经结构出来的画面，我会赋予它们一种新的逻辑和节奏，让它们表达出更丰富的内涵。 

　　这倒不是说我有多能耐，而是长期的职业训练形成了这样的思维。我有很多同行朋友都是这样。有时候我想，我们真的比别人“看到”得“多”呢！这是摄影送给我们的礼物。

　　没有全面的深刻 

　　这本书最先缘于个人专栏，后来花了大半年时间访谈新的摄影家，并和原有诸位摄影家一起，修订了大部分内容，有几位重新做了访谈。然后，给每一幅影响作品写评介，给每一位摄影家撰写评论、注释等。 

　　之所以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，当然和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有关：对于一个评论家而言，严肃、严谨的学术性典型个案研究是必需的基础。评论家往往试图针对一片森林发出高屋建瓴的观点，但见林也要见树，因为树是林的意义基础。泛泛而谈没有力量。 

　　所以，我在写每一位摄影家的评论时，刻意让文字十分简洁，同时一定要写出属于这个个体独一无二的特点，我不希望写这个人的说辞放在那个人身上也可以。所谓的深刻，都只能是片面的，没有全面的深刻。我觉得只有这样，才是真正尊重了每一位出现在这里的摄影家。   

　　如何与摄影师交谈 

　　摄影记者或是摄影师，一般都需要直接面对拍摄对象，所以，他们往往具有很好的沟通能力。否则，根本没办法工作。他们好打交道吗？他们简直太好打交道了！ 

　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，实在太难了！一次对话就达到这个目的，说实话，我没有这样的奢望。我们只是在一个时空里进行了深入和严肃的讨论，这些文本，如同一幅肖像，对，它的的确确是那个人，但它无法涵盖这个人的一生。 

　　困难倒没有什么，除了和自己的惰性作斗争之外，大家都很支持。但有一个遗憾，有些对话是通过电话完成的，希望以后再做个案研究，都能面对面。

　　当观点完全不同时

　　“完全不同”是非常正常的情况，“完全一致”反而不正常了。做研究不是为了“求同”，更多时候是“存异”，是希望这些理解、观点、乃至困惑，对更多人有助益。

　　对访问者而言，一个没有观点的问题，不成其为问题。对受访者而言，他的期待也不是你跟他保持了一致；他更在意你是不是提出了让他愿意认真思考的问题；你的问题是否显示出你对他做过非常细致和深入的功课。他会从中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和理解，然后，回报给你精彩的回答。

　　我很感谢这些摄影家，他们大多比我年长，但是，他们以非常谦逊、坦诚和认真的态度回答了我的每一个问题，包括一些尖锐的问题。

　　《影响》的“影响” 

　　这本书上架大约一个月，就要再版了，我深深感谢大家的厚爱。 

　　这一个多月，我不断收到读者们的反馈，有人说，这就是《影响》的“影响”。当然，也有朋友提出了中肯的意见，比如一个朋友建议我标注每幅照片的拍摄时间。因为一个人的照片就是他自己的镜子，照见不同的生命阶段。对于读者，包括那些批评的读者，我唯有感谢，我会认真听他们怎么说，讨论、商榷，但不是我跳出来指手画脚。一本摄影理论书，能得到这么多宝贵的意见，对我已是无价的财富。

　　也许接下来，我会写一本讨论摄影与摄影家关系的书。我在《影响》里说：摄影，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。那么，延伸下去，一个人的表达方式，与他的个体生命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？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呢？它对于我们研究摄影，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？以前，我不一定会去想这样的问题。

　　摄影会灭亡吗？

　　我可能比较乐观。摄影一定不会灭亡。 

　　其实，诗也没有灭亡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不能说它灭亡。网络和自媒体，肯定对传统媒体和身在其中的摄影师冲击巨大，前不久，《芝加哥太阳报》将28名摄影记者悉数解聘，引得大家心中阵阵寒意。但我觉得，这也许不是一个坏事儿。 

　　换个角度想，这些摄影记者是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啊，走向消亡的不是摄影，而是摄影原有的载体和平台。所以，专业摄影师在经过一个市场波动之后，会站到一个新的平台上去。民间记者可以满足信息量的需求，但他们无法满足权威性观点的需求。无论媒体形态如何变化，至少这两点，今后不是趋弱，而是趋强。